一个城市第一次有了超级联赛的球队，球迷小张很兴奋，买了这个球队的套票。

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小张早早就入场了，比赛开始了，球员们都很认真，比赛也很精彩，最终自己城市的球队赢得了比赛。小张很高兴，觉得自己的票是买对了。

接下来的几场比赛，球队表现都还不错，赢多输少，小张也和其他球迷一道，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

有一次的比赛日，小张工作很忙，一定要加班。于是小张按规定，给“球迷管理委员会”打了电话，报了自己的姓名和事由，请假一次。管理委员会同意了。

赛季过了一小半，球队似乎出了问题，该赢的比赛总赢不下来，慢慢的，球市没有那么火爆了，去现场的球迷越来越少了。小张还是坚持去看，他觉得要热爱自己球队，在自己球队困难的时候，尤其要支持他们。

可是自己支持的球队总是输，看完球，总没有好心情，还是很痛苦的。有几次小张也会去给“球迷管理委员会”打电话请假，虽然他没有加班，也没有生病，只是坐在家里看电视。这时他会安慰自己：毕竟工作一天很累了，还要去找痛苦，对自己太残忍了。

转眼赛季过去一大半，球队的成绩不见丝毫起色，反而越来越差了。不用讨论什么人员、战术问题，大家都能看得到场上的球员没有尽力，球员在场上没有移动也不想移动，很早就开始落后，没有取胜的欲望……

小张不去看球的次数渐渐增多，而他给“球迷管理委员会”打电话请假，竟然有几次没有被批准，管委会要求他到现场看球，以“尽到一个球迷的责任”。

赛季末期了，球队很自然的排名垫底。小张也懒得去管什么“球迷的责任”，不再去球场看球了。他打算在赛季结束后，开球迷联谊会时，好好和球队管理层聊聊，向他们提一些自己思考很久的建议。

赛季结束了，小张没有被邀请，也没有被允许参加球迷联谊会，因为他“看球出勤率”太低。

这个故事反映了我当时的观点：学生花钱上课，教师没能把课讲好，没能吸引学生来听，是教师的责任。学生完全有不听课的自由。学校关于“出勤率”低于多少的学生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是很荒谬无理的。学生只要期末考试得高分，最终成绩就应该是高分。

后来我发现，以上面这个故事来类比上课，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球迷是不能参与到比赛中的，而学生是要参与到课堂上来的。

教师在讲台讲，学生在下面听，没有交流。这种讲课模式，可以用我上面讲的这个故事来类比。

但是，在我的课堂上，是有较多的互动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并且是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者，学生甲的存在，可以促进学生乙对知识的吸收。不同角度的思考和提问，使学生和教师都能得到更多的收获。

这样，我通过“不讲理”的逻辑，使学生在课堂上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作为教学的参与者，学生不仅有权利到课堂学习，而且有义务到课堂促进他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现在认为课堂的点名是有必要的。只是在具体执行时，为提高效率，要尽量避免单纯的点名，而是以提问等代替点名。有时点名也可以这样：扫视一下班级，然后说，**、**今天没到，是不是忘了请假。

而关于成绩，如果学生平时没有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即使卷面成绩很高，最终成绩也不会是高分。我要把他的参与分扣掉，这会是不少的一个分数。

最后我还认为，对那些以一个语调念课本，和同学连眼神交流都没有的教师，学生是可以不上课的，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是可以做来类比的。

二、拓宽宣传途径。1.在和中学有较好沟通的前提下，考前（两个月左右）向学校寄送宣传海报，使学校在报栏张贴我们的海报。宁波大学在浙江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可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只是听说过“宁波大学”这四个字，对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如果能有宣传海报提早给他们一些信息，使考生较早、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学校，有利于加强考生对我们学校的认同感。此时的海报可以侧重于服务学生。比如清楚地讲解报名流程，注意事项等。如果真能对考生有所帮助，将培养考生对我校的好感。

2.向学校寄送奖状、表扬信。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批同学获得各项奖励，当学生的获奖达到某一等级，如校级二等以上奖学金，或市级以上奖励，可以向生源学校寄送奖状、表扬信。表扬该同学取得的成绩，感谢生源中学的培养。学校一般都会将这些奖状、信件张贴在公告栏，以激励学生。至少会对考生有如下提示：(1)宁波大学很关爱同学，能给我成长创造好的环境；(2)学长能在宁波大学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也可以；(3)我取得了好成绩，母校也会收到并张贴我的表扬信。表扬信既是对生源学校的肯定，又可作为生源学校拿来激励学生的有效素材，更可以在学生中提高我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样考虑，也可以向优秀学生的家庭寄送喜报。考虑到我们能及时向学分没有达标的同学家长通报情况，寄送奖状、表扬信并不麻烦。

三、提供完整材料。招生人员到了报名咨询会现场，和考生及其家长面对面的交流，如何达到最有效的沟通，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如下的基本思路是被大家认同的，即：招生人员不能一味的宣传宁波大学，而应该站在考生的角度，切实的帮考生分析形势，提出合理建议。“站在考生的角度”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样才不会招致考生的反感，进而建立互信。但仅仅“站在考生的角度”还远不能达到咨询的效果，试想考生的众多亲友哪一个不是站在考生的角度？所以重要的是“切实的帮考生分析形势”。这就需要招生人员对我校的所有学科都有透彻的了解，熟悉我校同级别学校，尤其是省内高校的优缺点。

这里所指的“透彻了解”，不同于招生简章上的学科介绍，而应该从更专业的角度突出学科的特色、学科的优势、重点教授的风采等等。招生人员要达到教师对本专业情况的了解程度。这样才能讲出精彩，使考生对学科有感性认识。而招生简章上的介绍，因为其程式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难以吸引考生。对于兄弟院校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考生在咨询时很自然的会提出学校之间的比较，我们固然不能诋毁兄弟院校，但也不可回避比较。学科的强弱，历史的延承，未来的发展等都要有清晰地描述，招生人员提供信息，供考生判断。如果有了如此细致的解说，考生即便没有将我校作为首选，多数也会将我校备选。

总之，唯有专业的水准，才能体现真正的认真。招生人员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仅有招生简章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现在，招生办给招生人员提供的只有招生简章，完整材料的缺失直接影响招生宣传效果。

四、建立多向沟通。招生办和招生人员、招生人员之间都应该有充分的信息交流。除前面提到的，招生办要向招生人员提供详细资料之外，招生办还应针对宣传技巧等组织适当培训，接受招生人员的信息反馈，并建立渠道供招生人员之间交流经验、心得。

例如，地域不同，学校规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有的县，全县只有百人左右达到重点分数线，集中在一两所学校的几个重点班，如果能在填报志愿前最后一次班会上到这几个班为他们介绍一下大学生活，大学应如何度过，宣传面就基本覆盖了所有的目标对象。相比之下，参加咨询会，并和招生人员交流的重点线考生数量就很少。有的学校规模很大，重点线以上考生、高分考生众多，参加咨询会的考生绝对数量也很多，招生人员就要占据有利位置，摆开阵型营造气势，吸引更多考生前来咨询。

要有畅通的渠道，方便大家相互交流、多向沟通，使全体招生宣传人员的经验、智慧能得到充分利用。

五、组建固定团队。假如前述建议可行，则虽然招生办工作人员都很认真、尽责，也难以完成所有工作。作为招生队伍的有力补充，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的学生社团。其任务就是招生宣传，不仅在5、6月份，全年都可以面向社会开展宣传活动。这个社团的建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尤其是招生队伍的专业化问题。

现在针对招生人员的培训时间短很短，只能做到熟悉招生简章。距前文所提到的专业水准还有很大差距。从现实角度来讲，也不可能将参与招生宣传的教师都集中起来，长时间讲解各院系和兄弟学校的详细情况。参与招生宣传的同学都是毕业生，只参加一次，更难以做到对院校情况的细致了解。

具体到如何介绍学校，如何取信于考生，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是否能向众人进行有条理的宣讲等技能，更是需要接受有针对性的训练。

在招生办指导下组建的专门社团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在招收成员时适当考虑生源地，使得各宣传小队中都有当地学生，必能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要和教务部门有良好沟通，妥善安排社团同学的期末考试时间。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学生即使去告密，相关机构怎么能够立案？相关人员怎么还会被找去谈话？评论员说来说去也只是以不解表达不满。这个“不解”果真就如买椟还珠般让人无法理解？我倒觉得这太容易理解了。

我们从小就上思想道德课，讲的都是爱国主义，受到了足够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数学、语文、英语都是填鸭式教学，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些学科的填鸭式教学就是为了配合政治课的填鸭？ 填鸭一直要持续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更晚的话。

大学总算可以或多或少的接受到一些非填鸭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多时候也不是来源于课堂。但是总算学生们可以有些时间，看些书，想些事情了，虽然这样的学生很少。年青人总是有激情、有理想的，现在的同学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或工或商或仕，描绘自己的未来。指点江山的还有，忧国忧民的全无，因为国家和人民都很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即使不是世界最好，也是最好之一，怎么会需要忧呢？等到从学校出来，工作几年，如果从生活中感受到了什么，也是有家有室，绝大部分都会很安分，只顾赚钱买房买奶粉去了。

所以，网络上可以说得很热闹，电视报纸也可以报道一些，课堂上决不能说一点。网络热闹没关系，大学生上网都是打游戏、看电影、聊天交友。就算看新闻，也是新浪、搜狐，是有那么几个网站，可是学生也不一定会去，事实上是很少有人会去，大家都很忙，上网要做的事太多了，这些事又都很费时间。电视报纸可以报道，所有问题都是我们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好契机，如果有同学不这么想？算了吧，你真以为大学里有人会看电视报纸？ 大学终于有了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时间，可以来思考，来思想成长，可是他们少有渠道接触社会，没有思想成长的土壤。不少老师在课堂上会插播些时事，有的还会附带谈谈自己的认识，所以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听过教师的牢骚，大部分当故事听，有的同学还会埋怨这些牢骚占用了宝贵的课堂时间。其实是，这些老师谈自己的认识，谈了一半赶紧打住了。没打住的就是杨老师那样被谈心。

大学生的智商都没问题，那些教师在讲台上你一句他一句，开个头，学生们开始忧国忧民，像90年前或者20年前那样，组织在一起，满腔热血、无所畏惧……别的不说，不符合和谐的要求。

我在课堂上就不谈时事，说个一言半语没意思。对杨老师这样说全了的，持有敬意。

ps：7号就开了个头，今天咖啡喝多了睡不着才写完。我对写点什么，还是有畏难心理的。

（平媒用稿，请勿转贴）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敢于对诺贝尔奖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这一点提出质疑的人不多。虽然诺贝尔奖也有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经常有人对获奖者人种和国家分布提出疑问，反过来说这种疑问更加增强了欧美国家以外获奖者的权威性，因为实在来之不易。

日本从1949年以后先后有15位或16位日本人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和平，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奖，除了一个文学奖，一个和平奖之外，其余全是自然科学奖，获得现在保持着非欧美国家获奖人数最多的记录。怎么会有两个不同的数字呢？这是因为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阳一郎教授现为美国国籍，所以不是“日本人”，但是除日本之外的国家还是把南部教授算作日本人，这才出来了两个统计数字。但非欧美人士获得诺贝尔奖最早的倒不是日本人，而是在193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印度人钱德拉塞卡拉·文卡塔·喇曼。

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领域是物理学，因为日本在这方面的传统很强，日本有一个成立于1917年的“理化学研究所”，到1930年代已经很有规模了。1929年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狄拉克就已经访问过这个研究所，因为当时理化学研究所在高能物理的研究上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东条英机内阁想搞原子弹，委托理化学研究所的仁科芳雄教授把理化学研究所和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物理学家都集合起来，虽然最后原子弹没搞出来，但是物理研究没有中断，这就是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时候京都帝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现在理化学研究所的理事长是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教授。

物理学是一门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学问，搞物理的人都有一个出路问题。汤川秀树教授和后来在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教授是1929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同学，毕业后无处可去，就留在母校当“无给助手”，就是没有工资，给口饭吃。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桌都是面对面。后来理化研究所的仁科芳雄教授收留了朝永振一郎，因为理化研究所除了政府拨款以外，自己还研究点使用题目，做点小买卖。他们一开始是研究酿酒，第一次作成的买卖是1924年从鱼肝油里提炼出来的维生素A，所以有点闲钱能养活专业研究者。

朝 永走了以后，汤川干脆到大阪的一个开肠胃病医院的人家去当了上门女婿，所以连名字都改成了“汤川秀树”，而他原来是叫“小川秀树”。诺贝尔获奖者都是些天 才，而一般的大学生就算是学物理的也就是些一般人，一般人是理解不了天才的，汤川教授在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中反应并不好，学生们都抱怨说汤川先生讲 课的声音太小，内容又太难，根本听不懂。

由于原子弹的研究，仁科芳雄可以说是汤川和朝永的师傅，而这两位又带出了自己的徒弟。2002年获奖的小柴昌骏教授和2008年获奖的那位不知道该算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的南部阳一郎教授都是朝永振一郎的新传弟子，而南部当年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经费就是汤川秀树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而分获2008年物理学奖的三人除了南部教授之外，小林诚教授是南部教授的徒弟，还有一位益川敏英则是仁科芳雄的另一位徒弟坂田昌一教授的徒弟，小林诚也可以算阪田教授的徒弟。

这位坂田昌一教授就是著名的“坂田模型”的创建人，毛泽东很赞赏这个模型，并且号召中国物理学者要研究这个模型。

唯一不属于这个系列的获奖者是因为观测到隧道效应而获得1973年物理学奖的江 崎玲于奈博士。江琦博士虽然历任筑波大学和芝浦工业大学校长，现在是横滨药科大学校长，但本人没有执过教鞭，所以不是“教授”，而且他得奖的工作根本就不 是在大学或研究所做的，是在“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也就是现在索尼公司的前身研究二极管时发现的。这又是日本在诺贝尔得奖方面的一个特点，试验或者实 用。

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可以说是2002年 获得化学奖的田中耕一，这位田中耕一没有头衔，既不是什么硕士博士，更不是教授研究员，就是岛津制作所的一个普通职工，因为蛋白质的质量分析方法而得奖。 说来有趣，低学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日本都有点关系。到现在为止，田中耕一是有史以来第二位没有博士学位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第一个是1987年得奖的美籍挪威日本混血儿查尔斯·佩德逊（Charles John Pedersen），而连硕士学位都没有的就只有这么一位了。于是这位专门去函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在发奖仪式上把一般是理所当然的“Doctor”（博士）称呼改成“Mister”(先生)，弄得瑞典人有点手足无措。

其实更加手足无措的是当时日本的文部省。日本文部省有个名单，里面收了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日本人教授研究人员的名单，研究专题和联系方法，就怕到时候瑞典公布了以后对传媒没法交待。谁知道那次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个“Koichi Tanaka”是何方神圣，到处打听也打听不到，谁也想不到这是个企业的普通设计人员。

文部省还只是失态，同一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骏教授就是可怜了，物理学奖的宣布比化学奖早一天，等这一天都等了十几年了的76岁的小柴教授终于等到了这一点，亲朋好友，同事学生纷纷前来祝贺，传媒纷纷上门采访，好不热闹。可是第二天出来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43岁的小朋友，顿时传媒的注意力都被这个传奇似的故事吸引了，似乎都忘记了日本就在前一天还拿过一个奖。

其实小柴教授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是一个超级游戏迷，对各种电子游戏了如指掌，没事就和学生们一起交流玩游戏，他曾经很自豪地对传媒说：“我可能是世界最高龄的电子游戏迷了吧？”

大半辈子在等诺贝尔奖的可不止小柴教授，2008年因为发现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下村脩教授也等了大半辈子。下村教授是海洋生物学权威，他认为自己能够得到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每年那几天都心神不定，宣布获奖者的那天穿的整整齐齐地等从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电视里获奖者名单一出来就去睡觉。

今年也是这样，10月7日宣布了生理学奖和医学奖以后，下村教授又去安心睡觉了，谁知道9日晚上被太太叫醒了：“不得了，斯德哥尔摩来的”。

下村教授很纳闷地说：“我应该是生物学和医学奖的，怎么会是化学奖呢，这根本就是发错了嘛”。

诺 贝尔奖只给大活人，起码在提名时得是个大活人，死了就没了，所以想拿诺贝尔奖要身体好。除了这点之外，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也折腾人，授奖仪式完了以后是斯德 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主办的晚会，晚会有个节目是得奖人和学生们一起跳蛙跳，说是跳了就能够在研究上继续跃进，而特别是近年来，诺贝尔奖获奖者大多是高龄者， 看到这个节目就心惊肉跳。现在南部阳一郎就已经宣布，“由于太太和本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无法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是不是在那个蛙跳前面望而生畏 了。其实那个蛙跳仪式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了，早年获奖者大多年富力强，才有这句“在研究上继续跃进”的话，可是现在的获奖者中已经退休十几年了的都不希 罕，怎么跃进啊？但保守的欧洲人就不愿改掉这个怪习惯。

这是由于身体问题而无法参加授奖仪式的，还有可能因为别的问题对这个授奖仪式在头疼的，就那位2008年物理学奖得主益村敏英教授。肯定不会有人相信，这位享誉盛名的京都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居然从来没有申请过护照，他从来没有出过国。

这位有关CP对称性破坏的“小林——益村”理论创建人之一的益村教授是个完全的外语盲。在研究生考试时他的德语交的是白卷，英语也是几乎白卷，可是他确实是个物理学的天才，要不然无法解释他如何能够拿到博士学位和成为京都大学教授，但是外语太差这一点确实差一点断绝他在京大的前程。

由于“小林——益村”理论而出名以后，各种国际会议的请帖源源而来，讨厌使用外语的益村教授从来不去参加，一切由研究伙伴小林教授代劳。实在要写英语论文时也是拼法错误层出不穷，连自己的名字都拼错。日语“益村”的正确拼法应该是“Masukawa ”，可是益村教授却永远写成“Maskawa”，弄得现在国际物理学界就以“Toshihide Maskawa”来称呼益村敏英教授。

日本政府在2001年提出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了一个“在50年中出现30名诺贝尔奖自然科学三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获奖人”的计划，单从这几年的走势来看可能能够提前完成。但是也有人对前景不以为然，举出现在日本学生讨厌数理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作为论据企图说明日本的理工科教育潜伏了危机。

说话直来直去的益村教授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讨厌数理化就讨厌数理化好了，数理化不需要那么多人学，但肯定会有人会来学。这种来学的人是真正喜欢数理化的人，只有真正喜欢数理化才能拿到诺贝尔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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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现行教育体制不满的母亲，她最终选择了逃亡——作为陪读母亲，她将陪着14岁的女儿远赴新西兰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免费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南林君在这个秋天成为南京媒体追逐的对象。

因为她行将离去——14岁的女儿将从南京一所名校中断初中学业，留学新西兰。她要陪读。

“我眼睁睁看着女儿在传统教育中煎熬了8年，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像《硕鼠》中说的那样，适彼乐土了。”

不要钱的诵读班
6年前，33岁的南林君在南京城开了家茶社，茶社名为“舍得居”，身为店主的她，在经济上却是舍多得少。

新店开张伊始，来找她收取各种名目费用的人就很多，可客人不多。生意冷清闲极无聊时，她就把刚上小学的女儿带在茶社，教孩子读些古文诗词。

教一个也是教，教一群也是教，干吗不多收些孩子呢？这么一想，她就在店门口贴出一张告示来，称凡愿学的，均可到茶社报名，她将无偿提供场地，并长期免费授课。

孩子这就来了。小到4岁，大至12岁，几十个孩子很快坐满了茶社。南林君给这个班起了个名字——兰芷经典诵读班。

一年之后，茶社已经亏到不能再亏。非但是各部门的打点费用无从应付，房租她也付不起了。其时，南林君的女儿早已因为学业繁重而离开了兰芷班。

舍得居还是关门了。客户不认她这个老板了，兰芷班的孩子还认她这个老师。于是她四处托人找教室，找到鸡鸣寺，寺内住持莲华法师被她的善举感动，发慈悲心给她安排了教室。

此时的南林君已成无业人员，可每周六一早，她都要驾着私家车从江宁家中赶往鸡鸣寺，9点准时开课，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她从不迟到。

似乎是从于丹到央视讲论语的那天起，传统文化就突然热了起来。南林君和她的兰芷班一时间声名鹊起。“为了活跃气氛”，从此她和孩子们也免不了常要应邀外出表演、上台朗诵的命运。

在实践中教育
身为心理咨询师，她发现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皆因童年时受到不恰当教育所致。“真正对孩子有用的，不是死读经典，而是让他们的心智健康成长。”她突然开悟。

其时兰芷班进入鸡鸣寺已半年余。她开始拒绝一切作秀成分的活动，并逐步减少古文诵读，到末“死读书”的课程只剩了十分之一不到。

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实践式教育。而在部分家长看来，她更像是在变着法子带孩子玩。

兰芷班的教室是带屋檐的老式房子。有一天上课前，有孩子发现地上掉了只死去的燕子。“有家长嫌脏，就呵斥孩子离远点。可孩子还是蹲在地上看。我轻轻 分开他们，把小燕子拣了起来。小燕子刚刚死去,小身体还是软软的呢。我把它放在讲台上，下面铺一张白纸。还鼓励孩子们去摸那柔软的羽毛。他们渐渐不怕了， 近距离观察到了一个再也飞不起来的小精灵。上课时，我就请孩子们讲他们看到的、摸到的感觉。”

“我给他们讲小燕子的故事，教唱了小燕子的歌。课堂上的气氛是圣洁和庄严的,他们都懂得生命的失去要得到尊重。”

最后的结果，是她要求孩子们捧着小燕子，将它埋葬。有孩子用树枝给燕子做了十字架，插在土上。

孩子们童真的表情，让她一想起来就很感动。“我想，我们一节课没有读经，可却让他们学会了观察，学会用心感受，学会了尊重，哪怕是一个如此弱小的生命…… ”

除课堂学习外，兰芷班平均每月有一次户外活动。有年夏天，她带孩子们到白马公园游戏。

先把孩子眼睛蒙上，让家长们带孩子绕着树跑，看谁跑得快。结果家长跑得都不快。再换了孩子领着蒙了眼睛的父母跑，就跑得飞快，但也出了问题：有妈妈撞到树了，有手拉手的给树隔开了。

游戏在欢笑声中结束，南林君让孩子们想，为何第一场跑得都不快，而后来的却很快？

答案很简单，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担心与照顾，让他们顾不上速度，而孩子呢，多半没顾上这点。“游戏让他们看到了父母对自己的担心是无处不在的。我这一 讲，父母频频点头，孩子们也不好意思了。强烈要求再来一次，让他们也好好照顾父母。结果他们真的很小心地绕过树，小心翼翼提醒父母，再也不想拿第一了。他 们知道在生活中有比拿第一更重要的，就是亲人。”

母亲的抗争
兰芷班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属于他们的欢乐却在减少，因为孩子们上小学了，学习任务越发重了。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女儿。

8年前就读小学时，她花钱将女儿送进了南京排在前五的一所名校。“开学半个月以后，我去学校找老师了解孩子的情况。结果老师问，哪个是你女儿？一个班上60多个孩子，我女儿又不突出，老师根本不认识！”

这让南林君感觉很不妙。此后的几年中，女儿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总考不过班上那几个尖子生。于是孩子开始厌学，经常发烧，发烧了还很高兴，因为可以不上学校。

小学期间，女儿从未上过任何辅导班。其实所有的孩子都不想上，但家长中，只有她支持女儿。“有一阵全班就她一个没上奥数班，结果考试时她也跟着考了，得了40分，全班倒数第二。”

女儿哭着把试卷拿回家，她却很高兴：“我说你太棒了，一点没学还能考40分！你看还有人学了也考不过你的呢！这40分是多大的惊喜啊！”女儿破涕为笑了。

又一次，老师问周六谁有时间，学校要发电影票，让家长带着看。全班就女儿一个人举手，弄得孩子很不好意思。而南林君真的就在周六带她去看了一场电影。

“我知道她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但没法和老师沟通。老师也承认她好，但不是学校要求的那种好。老师甚至跟我说，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在残害孩子，但是没有办法。”

这句话让她惊心动魄：“为什么要把女儿送到一个天天被残害的地方去?为什么在新西兰读书的侄女，每天为了上学而不敢告诉妈妈自己生病，而我的女儿却为了不上学要天天祈祷生病?”

那时她就有了要把孩子转到国外读书的念头。但家里老人极力反对，最终女儿读到五年级时，南林君顶着一片反对之声，把女儿从花钱都难上的重点学校，转到了家门口一个最普通的小学。

在小学阶段最后的一年里，孩子突飞猛进，表现优秀，自信活泼，完全变了一个人。

可小升初时，她还是受到了重创。因为女儿没得过奥数奖项，也没有连续3年被评三好生，所以重点学校与她无缘。

求人，送礼，最后参加了一所重点中学的考试。没通过，要花钱，她拒绝了。后又有人推荐苏州一所学校，说人性化。她就把孩子送去了。

“在那上了一学期，他们班有个男孩跳窗自杀。说是学校不让吃零食，那男孩成绩不好，又偷吃零食，被发现了，老师威胁要告诉家长。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孩子就从5楼‘掉’了下去。”

“第二天家长来闹，拉着我女儿哭。后来学校赔了88万，说孩子是自己掉下去的，事情就了了。可我觉得学校管理不当，很不人性，就把女儿转回来了。”

转回来上哪个学校？她硬着头皮选择，还是托人花钱送进了一所重点中学。

不久之后从女儿口中听得的故事，让她越发沉重。“她说，和同学走在夕阳下的校园里，很美的云彩，很美的天空，她高兴地让同学和她一起看。可同学说，这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快背单词！”

一堂语文课上，教室屋檐下的鸟鸣让孩子们无法专心听课。老师一气之下，就找根棍子把鸟窝捅了下来，里面嗷嗷待哺的几只幼雏，就在全班孩子们无用的哀求声中被活活摔死。“女儿回来讲这事，都哭了。可老师的理由是，鸟窝影响他们学习了。”

“我希望，能够给孩子爱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而这些教育，全部应当是体验式的，让孩子感受得到的，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如果对环境的保护与对小生命的关爱，只写在思想品德的书本上，而没有体现在老师的行动中，这就不是真正的教育。”

她怂恿女儿玩，但女儿已经不像小学时那么听话了。“同学都在学习，她一个人玩也没意思。到后来她也开始主动要求学习，不敢多玩了。”

她终于发现，自己给予女儿的支持再大，也无法与整个教育环境抗衡。女儿需要同伴，需要得到团体的认可与接纳，而不是在坚持理想的过程中，一次次被孤立……

就此放弃挣扎来适应环境，让女儿成为应试机器，是她绝不愿意的。于是只有一条路，换环境。她毅然给孩子办了留学。

在此期间，女儿已经参加了小中考。满分40分，女儿考了39分。不过全班有一半同学都是40分。

这个不完满的分数，对女儿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新学期开始了，女儿的同学们还在苦读，她却怡然自得地等着母亲领她出国。这个暑假，一个14岁的少女前所未有地快活。